易雄公的籍贯和官职变动考

------纪念雄公诞辰一千七百四十六周年 

易富贤 2003年9月10日(农历8月14日)

 

目前易姓共有三大支系:重公系、亮公系、优公系。湖南易氏大多是亮公后裔(部份湘阴易氏及湘西北桃源附近易氏属重公/延庆公系);江西宜春、萍乡易氏(迁自宜春)是重公后裔;赣北(瑞昌)、鄂东易氏属优公后裔。湖南易氏(无论亮公支系还是重公支系)众谱同词,共尊易雄公为始祖。宜春易氏谱载重公为雄公后裔。重公后裔支系中只有萍乡谱认为重公系雄公哥哥轮公后裔,我与宇明在《对起源和主干谱的看法》文中已经质疑该谱对轮公的描述。按湘阴谱记载,重公与亮公是共爷爷的堂兄弟。但不知宜春谱是否清楚记载重公亮公关系。无论如何,亮公与重公支系无疑均为雄公后裔。鄂东易氏搬自赣北瑞昌,瑞昌易氏谱载为雄公后裔;鄂谱虽然没有雄公与优公之间的清楚世系记载,但对雄公前几代世系迁徙的描述与湘谱一致,并也称雄公是“纪姓之原”。由此可见,现今易氏三大支系均为雄公后裔。全国其他地方易姓均来自赣、湘、鄂三省(其中粤西易氏源自宜春,属重公-延庆公支系)。因此,我认为雄公是目前已知易氏最早的共同远祖

由于时代久远,各谱对雄公的籍贯和官职记载不是非常详细。宪武前辈在《易氏源流考辨》中本着存疑待考”的开明态度怀疑雄公本出自宜春(宜阳),后为舂陵令才到浏阳,根据是明洪武初封宜阳别驾正神,御赐雄公祠联曰:“一点丹心,当年鄂渚成忠鬼;千秋浩气,今日宜阳作正神”。

以下是我对易雄公的籍贯官职的考证以及对易重/易文赟祖孙关系的考证。

一、雄公的籍贯和官职变动考

晋书 列传第五十九 忠义

易雄,字兴长,长沙浏阳人也。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仕,为主簿。张昌之乱也,执太守万嗣,将斩之,雄与贼争论曲直。贼怒,叱使牵雄斩之,雄趋出自若。贼又呼问之,雄对如初。如此者三,贼乃舍之。嗣由是获免,雄遂知名。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宜阳)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后为舂陵令 

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 晋纪十四 中宗元皇帝下永昌元年(壬午、322)

敦遣参军桓罴谯王,请为军司。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檄长沙虞悝为长史,会悝遭母丧,往吊之,曰:“吾欲讨王敦,而兵少粮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辞,将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亲屈临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敦势必分,分而图之,庶几可捷也。”乃囚桓罴,以悝为长史,以其弟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舂陵令长沙易雄,同举兵讨敦。雄移檄远近,列敦罪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惟湘东太守邓澹不从,使虞望讨斩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

译解:敦派遣参军桓向谯王司马游说,请司马出任军司。司马叹息说:“我怕是要死了。此地土地荒芜,人民稀少,势力孤单,后援断绝,怎能捱得过去呢!不过能为忠义而死,还能再有什么希求呢!”司马以文书征召长沙人虞悝为长史,适逢虞悝母亲去世,司马前往吊唁,说:“我想讨伐王敦,但军力不够,粮食匮乏,而且我是新近到任的,恩德和信用还未能润民心。您家兄弟是湘州地区的豪俊之士,现在王室正遭受危难,古人在服丧期间,投身战事也在所不辞,您对我有什么教诲?”虞悝说:“大王您不因为我们兄弟身份卑贱而见弃,亲自降节光临,我们岂敢不效命!不过鄙州荒凉凋弊,难于出兵讨伐。应当暂时聚众固守,把讨伐王敦的檄书传布四方,这样王敦必得分兵应付。待其兵力分散后再图谋攻击,大概可以取胜。”司马于是囚禁桓,任虞悝为长史,任命他的兄弟虞望为司马,总领、监护诸军,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令、长沙人易雄,共同举兵征讨王敦。易雄四处传布檄书,罗列王敦罪状,于是一州之内的郡县,全都响应。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从命,司马让虞望讨伐并把他处斩,用以晓示各地。郑澹是王敦的姐夫。 

易雄夫妇碑文中愍侯易雄神道碑文:晋故别驾累赠忠愍侯崇祀乡贤易雄公神道碑:…曾祖万年公,由太仓迁浏阳,家太湖山下。公少年有神童之目,家贫无以自给,为县吏。……举孝廉,擢宜阳别驾,迁春陵令。

长沙市政府官方网站长沙历史文化名人录http://www.changsha.gov.cn/web4/alishifl1.htm

易雄(257322)晋名士。字兴长。刘阳(今长沙浏阳)人。幼年刻苦好学,为人正直。303(太安二年)先后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后转州别驾。司马承作湘州刺史时,为舂陵(今湖南南部宁远县)令。大将军王敦背叛,雄支持承举兵抗击,并草檄历数王敦罪状。322(永昌元年)6月,王敦部将魏义攻破长沙,雄被擒,押至武昌,英勇就义。

长沙市政府官方网站中《湘州抗逆》 一文中也说: 易雄,字兴农,浏阳人,出身寒门,曾任浏阳县吏。他为人正直,熟知军政法律,又举为孝廉,历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别驾等职,后因豪门土族的排挤,“谢职还家”。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后,他被起用为春陵县令。

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均置此官,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县的主簿地位仅次于功曹,为门下亲近吏之长。魏晋以后,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主簿为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唐宋以后各官署及州县仍有此职,职权渐轻。明清各卿寺亦有设主簿的,或称典簿。外官,则设于知县之下,与县丞同为佐官,有时也省并。

刺史,官名。西汉武帝废御史监郡之制,在全国置十三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上受御史中丞管辖,下分别以六条监察十三州,其官阶低于郡守。后曾改称州牧。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改刺史为州牧,位居郡守上,掌握一州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历,一般以都督兼任。隋以后,刺史为一州的行政长官。隋炀帝与唐玄宗时曾两度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不久仍复旧称。

别驾,官名。汉代设别驾从事史,省称别驾,为州刺史的佐吏。因刺史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魏晋以下,诸州置别驾如汉制,职权甚重。隋唐时曾改为长史。唐中期以后诸州仍并置别驾、长史、唯职权已轻。宋改置诸州通判,职守相同,因亦称通判别为别驾。《后汉书.袁绍传》:“绍遂领冀州牧......引沮授为别驾。”晋庾亮《答郭逊书》:“别驾,旧典与刺史别乘,周流宣化于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宋书.百官志》:“[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

以上资料均说雄公系湖南浏阳人。雄公年轻时家贫,当浏阳县吏。考虑县吏一职太卑贱,无由自达”,难以有大好前途,于是“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刻苦学习军政法律,并交结豪右”,于是“州里稍称之”(在州里小有名气)。因此当上长沙郡主簿。在长沙郡主簿任上逢张昌作乱,雄公“与贼争论曲直”,镇静自若,表现出色。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孝廉为汉代和魏晋时期选举官史的主要科目之一,为官吏进身的正途(相当于唐代以后的进士)。曹操就是从孝廉起家的。获得孝廉资格者,去京师通过课试后为郎。过一定期限,便由郎为官,或去地方作县令,或作其他长官的属史。雄公并没有到地方当县令,而是当上湘州主簿,级别应该是县级或以上。后面又升为州别驾。汉朝时全国只有十三部州,别驾为州刺史的佐吏,其任居刺史之半,刺史出巡辖境时,别驾别乘驿车随行,以防一二把手同时遇难,避免一州无主的局面,汉代别驾已经相当于副省级;魏晋以下,别驾职权更重,由于当时宜阳与浏阳同属于湘州,州府在长沙(刺史亲自坐镇),为了便于管理,可能派别驾易雄坐镇宜阳,宜阳别驾。只有大权才配用”字。在汉代孝廉系统中,父祖无任何官位的平民、贫民只占24.4%的比例,在更看重宗亲的晋朝,平民所占比例更低。因此,雄公虽然位居副州级的州别驾,但因为出身贫寒,受豪门排挤,自觉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只有副省级以上才能称上纲吧。

王敦谋反时,曾想拉拢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皇叔)。此时司马承还刚到湘州,在得到在长沙很有声望的虞悝兄弟的支持下,决定平叛。于是重新部署湘州的官员,将可堪大任的人安排在重要的郡县。在此背景下,起用此时已隐居在浏阳家中的六十五岁雄公到湘州南部舂陵县(今湖南南部宁远县,不是浏阳)为县令。虽然是降级任用,但当此国家存亡之际,雄公慷慨答应。雄公于是起草讨王敦檄文历数王敦罪状,并四处传布檄文,于是一州之内的郡县,全都响应。可谓挥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何等英豪!最后英勇就义。在最终平叛王敦的整个事件中,雄公举足轻重,与司马承、虞悝兄弟等一起力挽狂澜于即倒。难怪到了明朝,雄公还得到皇帝御赐虽然雄公改变历史进程的事迹发生在其晚年当舂陵县令时,但其一生中最高级别是宜阳别驾。因此明洪武初封宜阳别驾正神而不是春陵正神。只是主薄、别驾、刺史等职位名称在后来越来越低,我们子孙还以为雄公最高职位只是县令,惭愧呀。事实上雄公任舂陵县令前后不到半年,因为321年12月司马承才任湘州刺史,然后起用雄公,322年5月22日,湘州州城长沙陷落,雄公被俘,随后就义。

如果雄公是宜春人,后到浏阳当县吏才称浏阳人的话,为什么不说是长沙市人(他当郡主薄在长沙)或者舂陵(今宁远)人,因为雄公整个仕途中,浏阳县吏只是最低级别。湘乡谱和湘阴谱均认为仁福公的孙万年公迁浏阳,万年公传三世(即仁福公传五世)而生雄公。相对于正史地位的雄公碑文也说曾祖万年公,由太仓迁浏阳。晋书、资治通鉴也都认为雄公是浏阳人。因此,万年公迁浏阳,三传而生雄公是确定的。

王敦之乱是东晋初期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差点就改朝换代了。讨伐和平定这场叛乱,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开发。雄公当时虽然只是个县令,但在此次事件中举足轻重,起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比他任州别驾时的功劳更大。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虽然重公和祓公为状元,其他后人从级别上也有不少高于雄公的,但都没有起到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易氏人物中也只有雄公享受御赐立祠纪念的荣誉。从这一点看,我们作为雄公后代是感到荣耀的。 

二、易重与易文赟祖孙关系考 

亮公系的湖南湘潭谱、湘乡谱以及重公支系的湖南湘阴谱、江苏南通谱都有一个共同的疏忽,那就是将赟公说成是重公儿子。事实上赟公应该是江西萍乡谱和宜春谱所记载的重公的孙辈。理由如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显德五年(戊午,公元九五八年)

唐以天长为雄州,以建武军使易文赟为刺史。二月,甲寅,文赟举城降。 

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义

易延庆字余庆,筠州上高人。父赟,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庆幼聪慧,涉猎经史,尤长声律,以父荫为奉礼郎。显德四年,周师克淮南,赟归朝,授道州刺史;延庆亦授大名府兵曹参军,后为大理评事,知临淮县。乾德末(967年),赟卒,葬临淮。

就是说延庆的父亲易文赟(宋史简称赟)958年在南唐雄州刺史任上举城降后世宗皇帝。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后周立宋(960~1279),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而由于赵匡胤基本上是和平接管后周,对后周旧臣(尤其是非嫡系的旧臣)肯定进行收买、重用,因此易文赟政治地位肯定很高。延庆才能“授大名府兵曹参军,后为大理评事,知临淮县”。

由于易文赟去世于967年,死前9年还能带兵打仗,说明死时年龄不会很老(不老于75岁)。因此假设易文赟出生应迟于892年,与806年出生的易重相差86年以上,不太可能是是父子关系,是祖孙关系比较合理。据此,我认为湘谱认为文赟为重公儿子的说法不可靠的。宜春谱和萍乡谱认为生五子景温、景徐、琏、瑞、瑶,文赟系瑶公之子。因为瑶公系重公第五个夫人生的满(最小的)儿子,应该是晚年得子,因此文赟距重公86年以上是合理的。重公曾游宦至上高县,因此宋史说易延庆为筠州上高人。 

附: 湘州抗逆  http://www.changsha.gov.cn/web4/alishi503.htm 

西晋灭亡后,晋皇室和北方的士族官僚纷纷渡江来到南方。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原建业,今南京市)再建晋朝,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是晋皇室司马氏在南渡的北方土族王导、王敦的扶持下而建立的,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开国不久,王氏大族的势力更为迅速地膨胀起来,野心勃勃的王敦并于322年发动起一场叛乱。于是,刚刚经受了农民战争洗礼的湘州,又演出了声色激昂、悲壮抗逆的一幕。

叛乱之首王敦,宇处仲,原为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由于出身门阀大土族,西晋初被招为晋武帝女婿。他为人凶残狠毒,很早就有人比之为毒蜂和豺狼。八王之乱后,他出任青州、扬州刺史。西晋末,又以镇压杜强起义和拥戴司马睿之功,担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和江州刺史等要职,统率重兵,镇守武昌,不仅控制了长江上游,还几乎统掌了全国的军事。于是王敦的野心逐渐膨胀,招降纳叛,自设长官,浸益骄横。《晋书·王敦传》说他:专任阎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他每次饮酒之后,就一边以如意敲击痰壶为节,一边高咏曹操名诗:老骤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致壶边尽缺。

王敦的狼子野心和显赫的权势引起了晋元帝司马睿的不安,于是改用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对王敦疏远起来。刘隗认为王敦威权太盛,终将不可遏制,劝司马睿将自己的心腹派往各地去掌管军政,以防事变。321(太兴三年)8月,梁州刺史周访病故,司马睿乃借此机会将与王敦有旧交的湘州刺史甘卓调往梁州,并以自己的叔父、掳王司马承去接任湘州刺史。王敦为控制湘州,却上表朝廷企图以其亲信陈颁接任,语气颇为傲慢。司马睿心知事非一般,便连夜召见司马承,以敦表示之,说: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如此,将若之何?”司马睿一看,心头一震,主张及早制裁,否则将太难临头,不可收拾。于是司马睿窖说道: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并于这年冬十二月正式颁布调书,将湘州刺史一职交给了司马承。

据《晋书·阂王承传》载,司马承受命后,溯江而上,赴湘州上任,行抵武昌时,便轻装简从去见王敦。宴席间,王敦想试探司马承的打算,说: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司马承回答:公未见之耳,铅刀岂不能一割乎?”意即我虽不是将帅之才,但也是可以领兵作战的。后来王敦对其亲信钱凤说: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也,才放下心来。当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司马承到长沙后,自奉节俭,出门也只乘坐茅草盖顶的车,又倾心绥抚,起用了一大批出身寒门的湖湘人士。王敦又担心起来,于是借口北伐,要征调湘州境内的所有船只。司马承虚以委蛇,仅分半与之

接着司马睿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命心腹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衮雍并豫冀六州军事、司州刺史,驻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青州刺史,驻淮阴,加强了对王敦的戒备。湘州刺史一职之争,终于演变成王马争天下的局面。

322(永昌元年)正月,王敦终于在武昌发动叛乱,出兵攻打建康。同时派参军桓罴前来长沙,企图串合司马承派遣军队参与叛乱。司马承义不能从,拟起兵勤王,率所部驰赴朝廷,但其时湘州地荒人鲜,势孤援绝众心疑惑。司马承便向长沙名士虞悝求助。虞悝,长沙人,与其弟虞望在乡深罕众望,慷慨有志节,为乡党所称许。当时虞氏兄弟新遭母丧,司马承以吊丧为名,亲自登门,请教对应之策。虞悝兄弟对曰鄙州荒弊,粮器空竭,舟舰寡少,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其势必分,然后图之,事可捷也。司马承采纳了虞悝兄弟的建议,并以虞悝为长沙长史、虞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等在长沙共结盟誓,囚禁桓罴,举兵抗逆。

司马承起兵后,由春陵县令易雄起草檄文,驰布湘州8郡。易雄,字兴农,浏阳人,出身寒门,曾任浏阳县吏。他为人正直,熟知军政法律,又举为孝廉,历任长沙郡主簿,湘州主簿、别驾等职,后因豪门土族的排挤,谢职还家。司马承任湘州刺史后,他被起用为春陵县令。易雄驰檄远近,历数王敦罪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承。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响应,出兵营阳。浏阳县在几天之中,募兵干人,负粮荷戈而从。唯有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澹不服,司马承派虞望率兵征讨,斩杀郑澹,以徇四境。司马承又派湘州主簿邓赛前往襄阳,联络梁州刺史甘卓。这时,甘卓正狐疑不定,经邓赛等一番陈说,遂决意起兵讨逆,并派遣使者前往京城、江西、广州,联络陶侃、戴渊。一时,武昌城内大惊,传言甘卓军将至,人皆奔散

王敦为稳住武昌,派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将军李恒率甲兵2万南下,攻打长沙。其时,长沙城池不固,城内粮草图乏,人情震恐。部下劝司马承弃城南去,或投靠广州刺史陶侃;或退据零陵、桂阳。司马承说:吾之起兵,志在欲死于忠义,岂能偷生苟免,为败奔之将乎?”乃督率军民,加固城池,日夜坚守。魏义率兵来攻,虞望、易雄等率部奋力抵抗,虞望每战先登,力战而死,士卒死伤者相枕

3224月,王敦攻陷建康(今南京),杀讨逆将领周额、戴渊等,改易百官惟意所欲,完全控制了朝政。5月,王敦还驻武昌,令魏义加紧围攻长沙。司马承率军死守?并派湖湘义士周该、周畸出城搬兵,不幸被叛军巡缉部队擒获。魏义以白刃逼使周畸到长沙城下劝降。畸伪许之,既到城下,向城头大呼:王敦军败于湖(今当涂县南),甘卓已克武昌,不日即有援军,勉励城内努力坚守,遂被魏义杀死。周该也临难不惧,被拷打至死。于是魏义等攻战日急,王敦又送来在京城所获书信,令魏义射入城内。这时守城军民才知道叛军已陷建康,莫不惜惋,仍拼死坚守。衡阳太守刘翼率部抵御,壮烈战死。522日,湘州州城——长沙陷落,至此,悲壮激烈的湘州抗逆之役,经过100多天的浴血苦战,终因粮尽援绝而告失败。

长沙城破之后,司马承、虞悝、易雄等全部被俘。虞悝及其家人随即在长沙就义。临刑前,子弟相对号哭,虞悝面不改色,坦然说道:人生会当有死,今阖门为忠义鬼,复可恨哉!”司马承与易雄等被魏义以槛车送往武昌。王敦戚党、荆州刺史王滇秉承王敦之命,派人于途中拦截,将司马承惨杀于槛车之中。易雄被押到武昌,意气慷慨,面无惧色。王敦派人拿出他起草的讨逆檄文,面责其过。易雄一身正气,从容答道:但借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今日之死,固所愿耳!”后被王敦派人暗中杀害。面对如同虎狼的叛军,长沙人民也表现出舍生赴义、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司马承、易雄等槛车送往武昌时,佐吏奔散,而桓雄、韩阶等几名充当下级官吏的长沙土子,化装成家仆,志愿随从,沿途照顾。魏义见桓雄姿貌长者,进退有礼,知非凡人,将之杀害。而韩阶执志愈固,毫不退避。司马承遇难后,他与同行武延为之料理后事,直到将其灵枢护送到京城,才赶回长沙。

323(太宁元年),晋元帝司马睿病亡,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加紧了篡夺帝位的步伐。次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下令讨伐王敦。不久王敦病死,晋军乘胜攻击,将其余党悉数扫除。先后肆虐3年之久的王敦之乱至此平定。

王敦之乱是东晋初期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但是,讨伐和平定这场叛乱,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开发,符合广大人民渴求安定的意愿。英勇悲壮的湘州抗逆,持续3月之久,对这场平叛起了重要作用,而长沙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家乡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特别是虞氏兄弟、易雄、桓雄等一批忠义之士,扶正斥邪、勇于赴难的悲壮之举,也都在长沙古代历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道的一页。

 


寄件人: Fu-Xian Yi

收件人: yiu69

日期: Mon, 8 Sep 2003 03:35:03 +0800

主题: Re: 关于纪念易雄文

业夫:你好!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将“易雄为现在易姓始祖”改为“易雄为现在易姓’近而可稽’的始祖”或者“目前已知最早的远祖”。始祖这个名字从来都是相对的,比如各地要是对远祖不清楚的话,都将本地始迁祖或者始迁祖后面某个有有威望的先祖尊为始祖。因为易雄是太原易氏后裔,与各谱以及墓碑记载一致,并且他事迹壮烈,其后人不发天理难容。目前尊易雄为始祖符合“地望既符,祖德亦显”这两条原则。仁福和万年是易雄的先祖,立他们为始祖不符合“祖德亦显” 这条原则。

朝志发来的合川资料也说是从一个始祖经三百年繁衍到上万人的大族。黔阳三、四万易氏也是来自子彬公。因此我还是认为种姓繁衍是小概率事件,不能指望几兄弟都成比例地繁衍(黔阳易氏目前主要是一甲和三甲,九甲目前只有几十个人了)。现在易氏来自雄公是可信的。

各谱都有与“太原”及“易水”有关的记载,何人是“太原”始祖、“易水”始祖?这对我们易氏很重要。所幸的是,目前易氏均为易雄后裔,暂时尊他为祖也算说的过去。研究的英文是research,就是search再search, 要是一次search就够了,那就用不者research了。就目前的证据,暂时尊易雄为始祖是说的过去的。就象黔阳易氏既认子彬公为始祖,也认雄公为始祖,层次不一样的始祖。

要是赣谱的记载属实的话,就不可能是寻常姓氏(寻常姓氏不可能那么详细),只可能是帝王之后,很可能的是仅次于“七雄”的强国中山国的后裔。除了上次我提及的几个疑问外,还因为赣谱一直说易水和齐国,宪武的疑问也是齐国的易牙不可能同时与易水有关。事实上狄族-鲜虞-中山国生活在河北山西一带,一直与炎帝后裔姜姓的齐国友善,而一直受大多数周室姬姓国家所排斥。齐桓公(前643年)之前就与齐国关系不一般,才能参与王位争夺。前299年,赵军攻中山国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中山王逃往齐国。赵王扶植傀儡王尚为中山国王,中山成为赵国附庸。前296年,赵王遣军一举攻灭中山国,迁其王尚于肤施(今陕西米脂西北),一年之后年绝祀,为什么绝祀?是否尚公逃到齐国,后迁居祖居地附近的太原?其后裔仍到齐国为官?就是说前643年之前到前299年,狄族一直与齐国友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易氏一直说济阳郡、太原府。

要是你觉得合适的话,我可以写一篇大胆的推测文章以存疑备考,不作结论。

暂定雄公为始祖有利于完善雄公下各世系。雄公前的始祖的定位恐怕还得指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比如等将中山国一千多篇铭文翻译出来后,再与各谱的远祖记载对照。

富贤


鲜虞—中山国的兴亡

 封贵元 李文娟

正定历史悠久,南杨庄、西洋和小客有原始人类聚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新城铺有商周文化遗址。文书记裁和出土文物佐证,鲜虞国。中山国(前期),是以今正定为中心建国的。国都治所在新市,即今新城铺镇。

鲜虞之名,最早出现于史书《国语·郑语》。公元前774年,当时洛阳以北分布着华夏族封国和狄族部落国,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除燕和卫是周的同族,其余均属狄族。因其地处周北.称北狄。鲜虞氏足北狄的一个流动部落国。史学家考证:鲜虞大约因初居鲜虞水(今滹沱河上游五台山西南的清水河)而得名;又说是以地而命名。《后汉书·郑国志》有“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的记载,就是说,这里的鲜虞亭是子姓鲜虞国的故地。上述一水一地,那是商人活动的区域。到西周衰弱后,周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狄人活跃起来,多次侵伐中原.先后灭邢、火卫。春秋时,狄人在河北中部,建立了三个小国。即: 鲜虞,在今正定;肥.在今蒿城;鼓,在今晋州。

公元前541年,晋国向北方扩张,肥、鼓先后被灭,鲜虞国尚存。公元前507年,鲜虞入乘晋师南调、大臣赴召陵会盟之机,举兵伐晋,在平中打败晋军,生获晋将观虎,领土进一步扩大。次年.鲜虞国号改为中山。

公元前489年,晋定公为报复中山国支持范中行氏作乱.连年兵伐中山国.使之消亡。公元前414年,中山国武公即位.策划发兵攻晋,得胜,又复兴了中山大业。后,魏文侯以政治改革兴邦,成为中原霸主.从公元前408年大规模兵进中山。三年后.中山国复灭。魏文候封子击统治中山.史称姬姓中山。后,中山国桓公用兵复国,结束了魏击的统治。公元前377年,桓公发大兵攻赵,战于房子(今高邑西),又战于中人(今唐县西),取得重大胜利,并修长城加强其防御,为中山国立下显赫功业,大大振兴了中山。大约此时.中山国迁都于今灵寿古城。公元前323年.中山同燕、赵—起开始称王。中山国威大振后,遂遣将司马周等率师连年伐燕.得胜,大大扩张了中山国的领土.曾得到周天子和诸候的赞赏祝贺,与燕、韩、赵、魏同时称王。这时中山国的疆域:东至黄河与齐国相接,西到薄洛水(今晋东南),北至燕地。文书《战国策·齐策》记载  “中山千乘之国也。”这是中山国极盛时期。

强盛后的中山国,常与赵国发生军事冲突,结为世仇。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国家强大起来。而中山国自恃强大,由统治者的腐败招致‘兵怠”、“民惰”,国势衰颓。赵武灵王乘势兵发中山,连续六七年用兵.虽经中山国“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不碎、所冲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的拼死抵抗,但终于在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覆灭。清人王先谦说“中山国历200午,晋屡伐而不服,魏灭而复兴,厥后七雄并驱,五国相王,兵力抗燕而胜之,可谓能用兵矣”。就是说,中山虽为赵所灭.但它在200年的建国历程中,却是仅次于“七雄”的又一强国。

1978午.在平山三汲乡中山国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铭文记载中山国君的世系为:文公、武公、桓公、成公、于誊、好资。当然,以鲜虞国的久远历史来说,中山国君的世系,决不是自文公开始的。

鲜虞——中山国,因地处燕南、赵北,恰是中原经济文化与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其南部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北部是一个农牧兼营的地区。中山国王墓出土文物有牧区特有的帐具、炊具等物,其中有的铭文中还有司马碉伐燕,在“新地”狩猎的记载,鲜虞一一中山,虽为狄族立国.但中原典章文化的色彩也是很浓的。有与晋、燕文化相同的一面,又有游牧部族的特色、中山城遗址南北九华里,东西八华里。王陵规模宏伟壮观、随葬弗物精美奢华。墓道有东两器物库、马坑、船坑、杂物坑。中山王墓的随葬物和新城铺遗址的出土文物.有金、银、铜、铁、陶、漆、玉、石等各种质料不同的器物.有生产工具和日用生活装饰品。其制造精美,品种繁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此证明鲜虞——中山国时期.劳动人民的工艺制造能力,已达到极高的水平。